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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可否认，同行政主体相比，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确有其特殊之处。

在南京市某国际公寓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案([2016]苏8602行初370号)中，法院指出：本案中，被告南京供电公司虽然并非行政机关，也非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但其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其作为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电力服务的企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将其纳入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范围，从而使得被告在信息公开领域具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65]当然，为了在立法上更加明确申诉前置，有必要对条例修订草案第48条进行微调。

[51]但厂务公开和校务公开最终没有单行立法，而是写入《条例》第37条。[12]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工作考核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据北大公众参与中心2015年统计，在30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有11个建立了评议制度，9个组织了评议活动。第三条进路则承认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主体，但强调其特殊地位。[38]究其根源，这种相互推诿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条例》设定的公开义务主体结构。

虽然有学者提出最少存留适用规则，试图在《条例》二元结构之间搭建桥梁，但仍有两点缺陷。但下列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可以类型化地展示审判实践。挪威在1866年Wedel Jarlsberg案中由最高法院确立。

[137]法官之间的相互交流超越了传统接受外国法的被动模式。[95]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处理了魁北克省单方脱离加拿大的问题。但这种立场引起了麦克修（Michael McHugh）法官的反对：声称《宪法》应当遵照国际法规则来进行解读的观点，已经被本法院在几个事件中断然拒绝。而其确立的强势权利保护和宪法法院体制也成为了后来多国制宪的参照模式。

其主要的关注点是各国政府结构的比较。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政治的司法化却是一国政治动荡的产物，并且很多时候会进一步加剧政局的动荡。

[61]2.跨国体制的宪法化除了各个国家的制宪行为和司法审查体制的确立，二战之后的另一大世界现象是区域融合的宪法化进程。其一，各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愈来愈多。[93]二是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重大政治问题。[132]自上而下的趋势有以下因素。

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三次判定新政立法或行政举措违宪，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Humphrey * 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295 U. S.602（1935）; Louisville Joint Stock Land Bank v. Radford,295 U. S.555（1935）; A. L. A.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295 U. S.495（1935）.[20] See Michael Pairish, The Hughes Court: Justices, Rulings, and Legac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2002，p.24.2004年，委内瑞拉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授权总统查韦斯重组和清洗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将该法院的法官人数由20人增为32名。如欧洲正义法院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诉讼和判决将《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为欧洲在人权领的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件，并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权威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从1960年代开始，欧洲正义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逐渐将条约解释为具有国家宪法效力的文件，创造了一种成员国公民个人可以直接诉诸的新法律秩序。并且，法国宪制遵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看做公意（general will）的代表，而公意是会不犯错误的，因此并不接受、甚至明确拒斥司法机关从事宪法审查的权力。

法国虽然并未经历纳粹统治，也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于1958年确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所谓半总统制的宪法体制。其三，《魏玛宪法》允许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突破宪法的限制制定法律。

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的美国水门事件，导致总统权威的极大破损和司法机关公共形象的极大提升。[133]一方面，司法审查中的跨国法律援引的兴起。

 注释:[1] Anne-Marie Slaughter,Judicial Globalization,40 Va. J. Int l L.1103，1113-15（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avid Bosco,Plaintiff s Diplomacy,79 Foreign Affairs 102（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p.65-103.[2] Paul W. Kahn,Reason and Will 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98 Yale L. J.449（1989）.[3] John.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4]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5]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lassic Books,2010（165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690）.[6]英国《权利法案》前四条是对于政府结构的规定：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美国宪法的影响在三个前法西斯国家尤其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并未直接采纳美国的普通法法院司法审查模式，而是采取了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模式。对于抵制者来说，宪法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民主与主权的问题，而且还有对于法治原则的破坏。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 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在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盟军占领区很快合并为西德，并开始制定宪法。4.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茵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这一方面体现在由1945年之后建立的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以及随后制定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

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法国宪法》一方面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开（因而容易形成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加上了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其制宪主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诸国，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

Donald s. Lutz,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Pedigree of the U. S. Bill of Rights22 Publius, Spring 1992, at 19-20,27-29. Lutz教授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并非起源于英国《权利法案》，而是殖民地时期各州所颁布的权利法案，尤其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引用外国法将一些未经人民同意和民主过程确认的法律规则引入法律，因而将毁坏民主过程和法律体系，使得人民服从一种并不来自自己授权制定的法律。

一国的普通民众无法向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问责，因为各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很少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出国访问的中国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对于外国宪法的观察会影响到他们的法律思维。[104]法院的介入非但不能使得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因为法院的判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并非终局性的。[109]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supra note 25.中文译名《英宪精义》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该书的比较宪法学性质。

此次制宪潮流的先行者是1948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采用了强议会、弱总统的民主体制，并且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80]南非宪法法院在著名的死刑案件中即引用了德国、加拿大、博茨瓦纳、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牙买加、坦桑尼亚、美国、津巴布韦等国家或地区法院的相关判例。

[75]英国《人权法案》（1998）要求不列颠地区的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该法案的时候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求同存异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

因此，宪法全球化最终触及到了民族文化特殊性问题。宪法的司法化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司法化，也有可能造成司法的政治化。

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各国法官在解释宪法权利时相互援引判例的例子很多。甚至有些时候，法院本身会因为介入政治问题（特别是政府权力结构和联邦制问题）而被摧毁。伯杰斯认为，一部宪法的形成很少是根据既存的法律形式而进展。

[30]甚至连法国这样原先非常拒斥违宪审查的国家，也开始确立宪法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权利法案的重要性。[100]2004年，韩国宪法法院否决了韩国国会针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这是现代历史上一国法院首次介入总统弹劾问题。

韩国在1987年推翻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府之后，制定了民主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比如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限制紧急状态权力等），并创立了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

[113] 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2d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114]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2n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115] Donald L. Horowitz, Co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16] Juan Linz Afred Steph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11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118] Jon Elster, Ulysses and Sirens, Cambridge univ. press,1983.[119] Stephen Holmes,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w. w. Nortoncompany,1.999;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0]Adam Przeworski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21]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IT Press,1992.这一发现得益于Hirschl的观察。尤为明显的是，司法权力在二战之后于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兴起的趋势，逐步开始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甚至开始盖过二者的风头。